●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较低，我们有条件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我国政府财政状况也相对好一点，可以用政府投资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再加上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是有前途的。

　　●长期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不是简单地降低成本问题，要提高创新能力，提高效率；改变产业结构，不是简单地完善产业组织的竞争秩序问题，还要调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要有一个结构升级。

　　●中国的信贷增长中，超过一半的信贷增量实际上是用于对债务的再融资。这两年中国债务存量每年产生的利息，在理论上等于当年GDP增量的两倍。如果没有再融资，就会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就会硬着陆。但如果融资持续地用于偿还债务，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就不断地被吞噬，必然会达到一个天花板。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等国内著名专家日前在出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主办的“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时就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能否重新找准方向，重回正常道路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中国经济可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

　　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怎么去理解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节节下滑。

　　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从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连续六年下滑，而且这个下滑的压力还继续存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7%。这样一个不断下滑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国内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所以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关心中国的经济前途自然要去了解经济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下滑。

　　现在国内外的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自己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性问题所引起的。所谓体制，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比重还太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不高。所谓机制，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这只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目标，但是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实，还有太多政府的干预。所谓增长模式，是说中国的投资比重太高，造成消费不增长，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谓结构性问题，最近大家都会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产能太大要去产能，库存太多要去库存，企业的杠杆率太高要降杠杆，企业的经营成本太多要降成本。

　　这些问题都存在是事实，对中国经济效率等等肯定有影响，但是不是这个就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倒认为不见得。我认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

　　只要放眼世界，我这个看法并不难证明，因为可以看到跟我国处于同样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他们在同一个时间里的经济表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确实下滑了。但是，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是7.5%，2015年是-3.8%，跟我们一样是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俄罗斯2010年增长速度是4.5%，2015年是-3.7%，跟我们一样是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是10.3%，2015年是7.6%，7.6%当然比我们6.9%高，但它同样是下滑。既然他们跟我们表现一样，一定是有共同外部性的原因。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外需部分确实不乐观，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要依靠内需，并且中国确实也有不少体制机制结构问题要改革，所以我们应该像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结构性改革。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较低，我们有条件适度扩大积极财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我国政府财政状况也相对好一点，可以用政府投资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再加上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是有前途的。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

　　我主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话题谈三个问题：第一，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三，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我们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特殊阶段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是解决中国现阶段经济失衡的客观需要。

　　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我们有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的条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就经济来说，突出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从需求侧来看，需求不论是投资、出口还是消费，会从增长强劲逆转为需求疲软。从供给侧来看，也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过去我们在供给侧的核心竞争力是要素成本低，劳动力便宜，原材料便宜，环境便宜，技术进步便宜（靠模仿）。现在，这几大要素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不再便宜，人口红利的窗口开始关闭，未富先老。再加上土地、自然资源等，中国的特殊国情伴随着经济规模稀缺程度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有机遇，有挑战，而矛盾的重点又在供给侧，因此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般的需求侧管理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它影响的对象是生产者，不是购买者。这个生产者是广义的，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企业，一个是产业，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还有一个是劳动者。

　　从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以及改革举措，重要的是要降低企业的成本，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保持产业的合理规模，保证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长期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不是简单地降低成本问题，提高他的创新能力，提高他的效率；改变产业结构，不是简单地完善产业组织的竞争秩序问题，还要调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要有一个结构升级；同时，不是简单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要增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生产力。

　　如果我们坚定地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它的特点首先是关注生产者、关注企业、关注劳动者，进而关注产业，那么这些问题不正是中国经济现在迫切要解决的、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矛盾关键所在吗？

　　第三，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这个创新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基本制度层面，一个是宏观调控方式层面。

　　基本制度层面，实际上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国家、市场、企业的定位和相互关系问题。从经济体制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一个时间表、路线图，2020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要让政府在宏观调控以及长远的社会发展和市场失灵的领域，确实起主导作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一个关键。

　　光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这两方面的改革，对于供给来说至关重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确保经济中长期增长需要解决三个威胁

　　讨论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大概分为三个重要的经验观察。

　　第一个观察，信贷、社会融资规模还是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信贷或者融资规模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GDP更快的增长，这两者之间现在开始了严重的分化，而在2008年之前，这个现象没有出现过。这么多钱哪去了？我的看法是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债务有关系，因为现在融资规模依然比较快的增长，很大程度都是为债务再融资。

　　第二个观察，也是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投资的增长速度持续、显著回落。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非国有部门投资的持续萎缩，萎缩的速度还非常快。现在已经到了惊人的2%。如果没有国有部门接近两位数投资的增长，今天经济的状况会更差。从中长期来讲，个人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规模在60%左右，如果私人投资的规模再不断收缩，对未来中长期增长将构成巨大威胁。

　　第三个观察，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中国GDP在不断回落，而就业并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现象也是全球性的，美国GDP的增长只有1%多一点，但是就业连续维持1.3%的增长，超过了之前的增长。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下行，特别是2010年以来，经济下行到百分之六点几的状况，但是失业率并没有增加。这对于当下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但是中长期来讲，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生产率没有增长，如果生产率不增长，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恶化。

　　这三个经验观察，可能对中国中长期增长潜力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我们在未来中长期的增长前景，其实受到三个威胁。第一是现在巨额的债务的存量怎么破解？第二是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这一部分投资增速出现了明显、持续回落。第三是虽然就业保持稳定，但是生产率没有增长，而且未来也不见得生产率的增长有任何的空间。

　　第一个问题是债务问题。200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与产出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化现象，即社会产出新增的每一块钱，所需要的融资量在快速地增加。2008年之前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为什么现在GDP的增量会需要这么多的融资来支撑？这些融资并没有全部转化成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一部分是用于解决规模过大且持续滚动的债务存量。

　　中国的信贷增长中，超过一半的信贷增量实际上是用于对债务的再融资。这两年中国债务存量每年产生的利息，在理论上等于当年GDP增量的两倍。所以，再融资就变得特别重要。如果没有再融资，就会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就会硬着陆。但如果融资持续地用于偿还债务，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就不断地被吞噬，必然会达到一个天花板。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要维持未来长期的增长，必须解决这一债务问题。现在有一些办法来解决债务问题，包括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进行部分转移。这确实是一个办法，另外还有一些围绕国有企业的最简单的办法目前还没有被提到视野当中。因为现在从企业债上来看，大部分债务是被少数巨大的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欠下。当前要解决债务问题，可能现在有必要重提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

　　第二个问题牵扯到投资，以及投资当中私人投资的下降。中国经济的回落，很大程度是因为投资出现了过山车式的下滑，尤其是私人投资大幅下滑。2012年之前的十年，私人部门投资平均增速大概有20%，而且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制造业，60%以上都是私人投资。如果私人投资下降速度很快的话，就会导致整个实业投资的萎缩。